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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主要围绕气候变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的全

发布时间:2019-09-17 10:17编辑:学校浏览(109)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能源利用及转变事关重大,一方面,人类的能源利用和转变本身便是干预全球气候模式,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能源利用和转变也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机会成本,尤其是通过节能和新能源开发的方式来转变能源利用,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气候变化应对行动干扰和影响社会经济其他领域的发展。当然,基于气候变化应对的需要,实现能源转变的最大载体在于能源消费国和地区,能源转变的路径也正在于主要能源消费国的带动下,实现能源利用,开发和供应上的转变。对此,中美两国显然有着共同的诉求,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两国都在近期提出并逐步实施绿色能源的发展战略与政策,由此,对于两国而言,要想在中长期进一步锁定绿色能源发展的路径和效益,除了继续推进技术创新和市场利用之外,强化国际社会的接受度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此而言,两国间未来在绿色能源领域的相关合作及配合显然至关重要。

    首先牵涉到能源安全问题。美国克林顿政府是在京都议定书上签过字的,后来布什政府退出了,理由就是时任总统小布什的这句话:这将危及美国的能源安全。公允地讲,他说的没有错。在一个国家能源消费还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主力非碳能源如核能、水力能不被公众广泛接受,其他非碳能源如风能、太阳能技术尚不成熟的现实限制下,要减少化石能源消费难度极大。近几年,人均碳排放程度已经很高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均表现出从过去减排承诺上后退,其根本原因是能源消费转型的巨大困难。这几个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其他发展中国家自不待论。

    于宏源认为,中国同美国之间就气候变化的协议可能会关系到哥本哈根谈判的成败。“目前美国主推的就是大国之间在气候上的合作,而中美之间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环。目前国际社会的压力主要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加上胡锦涛在上月联合国大会上对中国到2020年会大幅度减排的承诺,更是使得中国成为美国最重要的争取对象。”

    其二,中美气候变化合作有利于推动世界能源转变;

    首先应该指出,二氧化碳减排本身的逻辑基础是清晰的。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约0.8℃,它同人类利用化石燃料所释放的二氧化碳有主要关系。这个结论得到广泛认可,也成为碳减排的逻辑起点。

    奥巴马拉拢中国

    4月13日,美国新任国务卿克里访华的当天,中美两国签署并发布《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其中的关键看点有,成立高级别气候变化工作小组,将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议题纳入2013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申明提升两国间气候变化合作的规模和影响力度的必要性,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举步维艰之时,中美间的这一《声明》无异于给世界打了一剂强心针。当然,深谙气候变化应对和能源发展战略的克里和中方有关部门共同推动的《声明》并非中美间在气候变化领域合作上的心血来潮,其背后之意在于表明两国间在这一领域有着坚实的合作基础,包括共同的应对理念与诸多的积极推动因素,开展深入的合作显然将有利于维护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

    从中可以看出,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作为两大阵营,它们之间的博弈核心其实就是要不要继续坚持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当然,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内部,由于各国经济社会状况的不尽相同,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识和担忧各不相同,各自诉求也有不同,在国际谈判中的立场也自然不尽一致。所以,不能将“约束性”协议尚未签署仅仅归因为存在着两大阵营的博弈。

    奥巴马在自提倡清洁能源之后,就一直遭受来自美国国内众多的压力。除此之外,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貌合神离也成了奥巴马在哥本哈根大会前能取得成果的阻碍。在本月初在曼谷的筹备会谈上,美国及其他富裕国家被中国等国指责为试图从根本上破坏京都议定书。于宏源认为,奥巴马访华时同胡锦涛进行的会谈,或许将有利于哥本哈根峰会。

    一般意义上,能源资源作为具有代表性的“非传统安全”,主要体现为石化能源资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安全维护上,如果说针对石化能源等稀缺性资源,基于资源争夺的需要,中美之间还存在较强竞争性的话,那么在面对气候变化威胁的背景下,从传统能源向新能源及能效发展的能源转变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能源安全的内涵,界定为“非传统”的首要能源安全已演变为以节能以及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兴能源利用方式与石化传统能源生产及利用的冲突上。对此,作为新兴能源利用的推动者,中美两国在共同应对来自传统能源挑战上显然有着深层的合作需要,而且,这样的合作需要是远远大于由新能源产业同构发展所引发的竞争压力。

    这里需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对全球增温的认识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因为增温有可能导致海面上升等负面影响,欧洲的几个大国就开始大力倡导碳减排,并推动了1997“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愿意签署“京都议定书”,是因为它坚守了一条重要原则,即“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这条原则至少在当时可以理解为发达国家负责减排,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阶段可不承担减排义务,并且发达国家将在技术、资金等方面支持发展中国家降低碳排放强度。

    在双方的通话中,胡锦涛强调,中国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基础上,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巴厘路线图”确定的正确轨道,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功。他同时指出,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面临共同挑战,拥有共同利益。双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开展合作,不仅有利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而且对促进中美关系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中方愿同包括美方在内的有关各方加强沟通、协调、合作,继续以积极的建设性态度为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如此看起来,表面上中美两国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上的分歧较为明显,一个强调结构性应对和碳减排(中国),另一个强调效率性应对和碳减排(美国)。但值得注意的,这种分歧的结果却是相似的,即除了市场中的各种自发减排性交易之外,中美两国在最终都没有承担实质意义上的强制性国际减排义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9年召开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大会上国际社会共同签署的《哥本哈根协议》实则是在法律意义上正式承认中美两国的自愿减排地位,并将中美的自愿减排承诺作为量化指标纳入到全球的气候变化应对框架中。

    “京都议定书”签署后的十几年,发达国家尽管做了不少努力,但碳减排效果并不明显,因此他们开始主张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印这样的“排放大国”,也应纳入减排国行列。这个主张实际上是要弱化甚至放弃“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昨天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清洁投资者论坛上,与会中国企业展示了11项计划, 这些计划可能在今后5年,每年可减少500万吨碳排放,相当于从马路移除95万辆汽车。论坛由美国政府支持的私募基金咨询网络举办,有超过200位清洁能源专家、基金经理人、企业和投资者参加。PFAN在论坛中一对一辅导与会公司提出的投资计划,计划包括太阳能、小水电、生质柴油、沼气,投资价值达3.7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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